5月18日，现代教育出版社、中国海洋大学联合主办《清代教育档案文献》第二编出版座谈会暨首发赠书仪式。“人民艺术家”、著名作家王蒙，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，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臧永清，中国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卢光志，及数十位文化教育出版界嘉宾受邀出席。现代教育出版社社长张晶晶，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名誉院长修斌分别主持活动。
《清代教育档案文献：第二编》（全30册）是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。该项目由现代教育出版社承担，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卜键主持编纂，是继第一编“诏谕·规制”（全66册）之后，聚焦“历朝学政”主题的又一大型教育档案文献，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学政奏折（附片）近四千件，辅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学政奏折（附片）三千余件为参证，涉及雍正朝至道光朝学政人物近五百人，构成了一部较完备的清代学政档案文献。
与会专家学者紧扣“清代教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”这一主题展开发言研讨，以清代历朝学政为切入广泛研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、制度的沿革与嬗变，以及其历史经验教训的镜鉴作用，进而进一步推动该大型文献在国内外的影响。正如王蒙先生讲话所言：“此是我国文化生活、出版事业、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。教育的档案、学政的文献，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。它也是中心权力系统、人才选拔、科举制度、官员体系、吏治管理的大事。”
发言中，潘鲁生认为，“这部凝聚卜键先生及编纂团队四年心力的巨著，对清代文教制度做出全面、系统、深入地梳理和研究，首次构建起跨越两岸、贯通朝代的学政档案体系。其中，严谨客观地保留了历史档案的原真性，同时做出了深刻的学术阐释，不仅把握国家人才选拔、地方治理与文化传承的内在关系，实现了文教制度研究的重要突破，而且建立了社会史的新视角，为研究清代社会流动、阶层分化与文化整合提供了全新材料；作为中国教育转型关键期的历史研究，为理解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线索，为当代教育发展与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源。”
臧永清从三个方面指出《清代教育档案文献》编纂出版的重要性，认为现代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唯一的专业教育社，理应率先承担发展壮大中国出版教育板块的使命与责任，其中包括策划好、编纂好、出版好国家级出版项目，用大书力作成就中国出版集团教育出版的学术品格。他还讲到，“中国出版集团是学术出版重镇，我们不仅要持续擦亮‘人民文学’‘商务印书馆’‘中华书局’‘三联书店’等大社名社的品牌，更要注重发展‘现代教育’这样的专业品牌。”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、档案组组长邹爱莲认为，这部书填补了清代教育史档案史料的空白，特别是学政官员奏折内容，是前所未有的专门编纂出版。对于研究人员来说，第二编“历朝学政”的档案内容是宏大叙事，更精彩、更多面、更具体。此书对于新的清史编纂也有作用，如校正清史的学政表，对于后世治史同样重要。
国家图书馆原馆长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原主任詹福瑞认为，《清代教育档案文献》关系到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，如选拔、任用和考核机制。清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，《清代教育档案文献》也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转型过程，包括教育功能从选拔职官到大众教育的转变，这对于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。
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章宏伟这样评价道：“《清代教育档案文献》这部大型的档案文献，为清代教育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，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资料空白，将推动清代教育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，有望推动相关研究取得新的突破。以往的教育史研究，对于清代学政制度的了解，主要依赖于乾隆年间的资料，而这部档案文献涵盖了从雍正朝到道光朝的大量学政资料，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。”
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惠西平这样讲，“作为出版人，我认为，这部书从现有的资料和形态来看，是一本好书，具有国家级编纂水平，属于大型经典文献类图书，且在选题属于第一流，将会影响久远。”
三联书店总编辑常绍民认为，“《清代教育档案文献》辑录第一手史料，非常全面地反映了有清一代教育制度的全貌，出版价值应当说非常高，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。出好这套书，是出版机构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所在。”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社长刘国辉认为，今日中国教育，应求知于原典，求知于传统。在数字出版冲击下，纸质出版应追求两个方向：一是原典式的资料书，二是创造经典的书。
现代教育出版社社长张晶晶表示，主编卜键全方位调动学术资源，协助出版方获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及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的支持，带领编纂团队倾心倾力地完成这一重大出版项目。现代教育出版社将继续夯实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国海洋大学等各方专家学者的多层次合作，强化学术出版互动，加强校社资源合作，夯实高端学术资源库，继续策划和推进包括教育文献在内国家出版项目，做好数字化利用，让内容产品精细化、系列化。
活动中，现代教育出版社向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赠送了《清代教育档案文献》第一编和第二编。出版始于学术研究，最终也服务于学术研究。读者的阅读，档案文献的研究利用，是这部大书价值的最好证明。